经历了幻灭的军事分析师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因在1971年泄露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而闻名，在漫长而精彩的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曾希望自己被起诉。他希望我能帮他实现这个目标。

他期待的指控是根据《反间谍法》被控不当处理国家安全机密，他的计划是给我另一份他在几十年前拿走的机密文件，他一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保管着这份文件。他希望藉此给最高法院一个机会，明确将该法适用于那些向记者泄露政府机密的人是违宪的。如今，前总统特朗普面临31项指控，正是违反了这部《反间谍法》，尽管案情截然不同。

埃尔斯伯格在1971年披露了五角大楼文件——一份关于越南战争的机密研究报告，显示了一代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如何对公众撒谎——他的行为及其后果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成为定义他的一生的事件。

但在一些讣告中，也可以隐约看见2021年的一个插曲，当时他给了我一份绝密文件，内容是美国军方领导人在1958年推动对中国率先实施核打击，罔顾苏联会替其盟友进行对等报复的风险，以及数百万人的死亡。

在审视他对后世的影响时，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希望通过揭密让人们开始关注《反间谍法》的问题。

“如果被起诉，我会重申我的信念，也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就像我过去所做的那样——不是犯罪，”他告诉我，他还说，利用该法案“将出于公共利益的机密披露定为犯罪”应该被视为违宪。

政府有多种手段来阻止和惩罚未经授权向记者和公众披露信息的行为，而且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从未试图将泄密者送进监狱。《反间谍法》早在“一战”就已成文，但直到20世纪下半叶，政府才开始试图用它来起诉泄密者而不是间谍——起初收效甚微。

1957年，军方在军事法庭上对一名陆军上校提出了《反间谍法》指控，罪名是向记者提供有关一项有争议的导弹计划的信息，但检察官撤销了指控。1971年，司法部在针对埃尔斯伯格和曾帮助过他的同事安东尼·罗素的案件中首次成功发起此类起诉。但该案被法官驳回，理由是政府行为不当和非法收集证据。

十年后，里根政府的司法部再次尝试，以《反间谍法》起诉一名国防分析师，此人向《简氏防务周刊》(Jane’s Defence Weekly)提供了一家苏联造船厂的机密卫星照片。他被判有罪。但是，只有一个人因为几十年来经常发生的这种行为而被送进监狱，这太奇怪、也不公平了，因此比尔·克林顿总统在2001年赦免了他。

然而，司法部从乔治·W·布什总统执政中期开始时不时使用《反间谍法》追究泄密者，这一做法在两党总统任内持续了下去。该法为被告设置了严厉的惩罚——每项罪名10年监禁——并且禁止被告通过辩称他们的披露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建议陪审团宣告无罪。大多数被告接受认罪协议是为了避免被判长期徒刑的风险，从而排除了就这种情况下使用该法律是否合宪提出上诉的机会。

2014年，埃尔斯伯格和我讨论过政府在日益增加对该法的使用，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提到泄露监控活动机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如何加入了埃尔斯伯格参与创立的一个非营利性新闻自由组织的董事会。（埃尔斯伯格曾公开表示，斯诺登和他志趣相投，后者为了逃避《反间谍法》指控一直流亡在俄罗斯。）

“问题是——我想说，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将《反间谍法》适用于那些向美国公众提供信息的人，而不是像间谍一样秘密地向外国势力提供信息的人，这是否符合宪法，”他告诉我。“现在很少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当我揭露五角大楼文件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我认为我违反了该法的明文规定，有人这么提醒过我。我确实是违反了。”

在随后的几年里，更多记者的线人面临《反间谍法》指控。2019年，特朗普政府领导下的司法部又跨过了一条界限，以《反间谍法》起诉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不是因为泄密，而是因为征集和发布泄密信息。拜登政府的司法部保留了这些前所未有的指控；阿桑奇通过在英国争取不被引渡来拖延审判，但上诉屡屡失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21年春天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下午，埃尔斯伯格给我打了电话。当时，我正在看一场少年棒球联盟的比赛。我离开低矮的露天看台和草坪椅，避开其他家长的耳目。

埃尔斯伯格说，几十年前，他手上还有另一份基于政府内部记录的机密研究报告，但在五角大楼文件泄露时，他没有把这份报告交给记者，因为它涉及的是另一个不同的话题：1958年，中共军队炮击台湾控制的岛屿，引发了一场危机。报告表明，世界距离核战争的距离比公众被允许知道的要近。

我有兴趣写一写这件事吗？我有。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仔细阅读了有关台湾的研究报告，并就1958年那场危机的历史咨询了专家。在我写文章的时候，埃尔斯伯格和我多次交谈。他更喜欢在他加州那间堆满书籍的家庭办公室里通过视频通话。在一次冗长的通话中，他的妻子帕特里夏也加入了我们。

他说，他的部分动机是台湾问题再度紧张。他表示，五角大楼的战争规划者很可能再次制定应急计划，如果中国要攻击台湾，而常规武器似乎不足以击退中国，就会使用核武器。他认为，任何这种可怕举措的可能性都值得进行公开讨论。

但他说，另一个原因是，他公开承认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保留和传播了机密文件，他希望根据《反间谍法》受到指控。他想成为一个测试案例，把司法部利用这部法律来惩罚泄密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这个问题提交到最高法院。

他指出，禁止未经授权保留国家安全机密的条款写得太过宽泛，以至于从表面上看，它也可以被用来起诉一篇涉密的报纸文章的记者、出版人，甚至是那些将文章告知配偶或保留剪报而未向当局报告的读者。他提到这部法律的逐渐扩大对公众在民主国家获得信息产生的寒蝉效应，并对拜登政府没有撤销对阿桑奇的《反间谍法》指控表示失望。

“它显然过于宽泛，并不仅仅适用于像我这样有安全权限的人。阿桑奇现在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他还说，“50年来，我一直对记者们说，‘这东西是上了膛的武器，正在瞄准你们。’”

简而言之，90岁高龄的他愿意冒他42岁时已被免除的牢狱之灾的风险。不过，尽管司法部在使用《反间谍法》方面变得咄咄逼人，但它显然不想参与埃尔斯伯格的计划。文章发表了，引起了一些关注，但令他失望的是，没有人对他提出指控。

“我很期待在法庭上辩论，”今年3月，在宣布自己被诊断患有胰腺癌后，他对一位采访者说。“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生命会比我预期的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