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艺术在西域之发现

基督教，唐代称景教，实际上是对叙利亚人聂斯托里（Nestorius，386－451）为首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Nestorian Christianity）的称谓。这个教派反对玛利亚是神的母亲，反对圣像崇拜、炼狱说等传统基督教教义。公元431年，在小亚以弗所宗教会议（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上，聂斯托里派被罗马基督教法庭判定为异端。聂斯托里本人及其追随者被驱逐出境。不过，他们很快在萨珊波斯王国找到避难所，498年成立自主教会，总部起初设在塞琉西亚-泰西封城（Seleaucia-Ctesiphon），先后以迦勒底（Chaldea）或亚述（Assyria）教会的名义传教。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建立后，景教总部一度迁往巴格达，盛极一时。

公元5世纪，景教向东传入中亚阿姆河流域，在粟特诸城邦兴建了许多教堂。至迟在6世纪初，景教士又沿丝绸古道来到北魏首都洛阳。《洛阳伽蓝记》卷四永明寺条记洛阳佛教盛况说：“百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尽天地之西垂。”佛教从未传入罗马帝国境内，这里说的大秦国“沙门”当指混迹于洛阳佛寺的景教士。《资治通鉴》卷一四七记梁武帝天监八年（509）说：“时佛教盛于洛阳，沙门之外，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处之。”这段史料明言从大秦国到洛阳的三千余人均属“沙门之外”。如果真是这样，这将是记录基督教入华的最早汉文史料^[1]。此后不久，在西域传教的景教僧侣，在553－554年把蚕种成功地带到拜占廷，欧洲才开始有了自己的丝绸纺织业^[2]。

唐代以前，景教仅在中国民间传播，直到唐高宗时才得到中国官方认可。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士阿罗本到长安传教，得到唐太宗的赏识。这个基督教派还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景教”，与火祆教、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据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在唐太宗支持下，长安城兴建了第一所景教寺院“大秦寺”，阿罗本则被封为“镇国大法主”，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使景教得以在唐朝广泛流传。景教传入长安城后，起初称“波斯经教”，景教堂则称“波斯寺”。阿拉伯人征服两河流域之后，波斯地区逐渐伊斯兰化。为区别起见，唐玄宗天宝四年（745）景教更名为“大秦教” ^[3]。会昌五年（845），唐武宗发动灭佛运动。这场宗教迫害殃及景教、火祆教、摩尼教等其他外来宗教。此后，景教在中原地区逐渐绝迹，但在偏远的北方草原和西域地区仍继续流行。

一、敦煌藏经洞的基督残画

1907年，英人斯坦因（M.A. Stein）到敦煌千佛洞考察时，用500两白银贿赂敦煌道士王圆箓，劫取了藏经洞（即敦煌莫高窟第17窟）古写本24箱和佛教艺术品5箱。这批文物不都是佛教之物，其中还包括《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附有景教经典目录三十种）等唐代景教译经和一幅残破的基督像绢画（敦煌藏经洞所出基督画像^{(插图 1)}）。据京都大学羽田亨教授考证，“敦煌出土的应为基督画像的绢画断片……大概为敦煌地方唐代画家接受景教司祭或教徒的订货，按其意旨或其他参考材料画成。在整个写实画法中，佛教被采入为基调。仅凭这些资料，是不能论述该地基督教美术性质的。高昌的壁画与其教义传播应一起来自波斯或粟特，其间尚无什么特殊的变化。而敦煌之基督画像（？）已见有唐代佛像画样式的影响了。”他还在这幅画的文字说明中介绍说：“基督（？）画像，斯坦因氏在敦煌获得的绢本设色画残片，现藏大英博物馆。头饰及有波斯式翼的王冠上带有十字章，面貌等都具有写实风格^[4]。” 伦敦大学艺术史系韦陀（R. Whitefield）教授把这幅圣像的性质定为“景教人物图”，时代断在公元8－9世纪^[5]。据我们研究，这幅基督画像在许多方面，都刻意模仿塔奇布伊•博斯坦（Taq-i Bustan）的萨珊波斯神像石雕。例如：两者都带头光，佩戴类似的项圈，甚至两个神像的基本姿势都非常相似^[6]。因此，这幅基督像的作者应为萨珊波斯艺术家，而敦煌那幅具有波斯艺术风格的基督画像，很可能是以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带到长安的圣像为底本摹绘的。

(插图 1)

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贞观九年（635），大秦国阿罗本为首的二十多位僧人，不远万里来到长安。不久，他们被宰相房玄龄招入宫中，在藏书楼翻译所携经文。唐太宗李世民对阿罗本所翻经书颇为欣赏，便于贞观十二年（638）七月下诏书，为阿罗本等人在长安城义宁坊兴建一所景教堂。这份诏书说：“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7]。”

《唐会要》卷四十九也收录了这份诏书，但录文略有不同。例如：碑文的“大秦国大德阿罗本”改作“波斯僧阿罗本”。《唐会要》卷四十九有诏书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之者，亦准此。”可知景教传入唐朝之初，本称“波斯经教”。为了和波斯流行的伊斯兰教相区别，改称“大秦景教”，而阿罗本实际上为波斯景教徒。这处改动问题不大，但碑文的“远将经像”（李之藻《景教碑钞本》^{(插图 2)}）改为“远将经教”，则使文义不通。因为碑文的“经”指景教经典，而碑文的“像”乃指基督教的圣像。

(插图 2)

景教主张“基督二性二位说”，认为圣母玛利亚只生育了耶稣的肉体，并未授予耶稣神性。因此，他们反对将圣母玛利亚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既然如此，阿罗本从波斯带到长安的圣像只能是基督画像，并非某些学者推测的还包括圣母像^[8]。1897年，俄罗斯彼尔姆省（Perm）格里哥洛夫斯科村（Grigorovskoe）出土了一个景教艺术风格的鎏金银盘，现藏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银盘图案为基督受难、下葬和复活的故事画，旁边有福音体叙利亚文（Estrangelo）注释，说明每个故事情节。有关基督复活的画面相当有趣，不见圣母玛利亚像，而在基督教艺术中，圣母玛利亚往往在这个故事情节中出现^[9]。既然如此，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带到长安的圣像是基督画像，而敦煌藏经洞所出波斯艺术风格的基督残画，完全可能是以阿罗本从波斯带到长安的圣像为底本而摹绘的。

二、高昌古城郊外出土景教壁画

太平兴国七年（982），北宋使者王延德访问高昌回鹘王国（今新疆吐鲁番），他见到当地“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唐代景教称“波斯教”，所以唐代来华的景净和阿罗本又称“波斯僧”。太平兴国“九年（984）五月三日，西州回鹘与波斯外道来朝贡^[10]”。 所谓“波斯僧”和“波斯外道”，皆指高昌回鹘王国的波斯景教徒而言。

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高昌古城郊外发现一所景教废寺，位于高昌古城东城墙北端与小佛塔群之间（高昌古城郊外的景教废寺位置图^{(插图 3)[11]}）, 现存三个殿堂，长约20米，宽近7米（高昌城郊外景教教会平面图^{(插图 4)}）。

(插图 3)	(插图 4)

这个教堂经过多次重修改建，勒柯克（A.von Le Coq）在墙壁内层墙壁上发现了景教残画，主要绘于东厅北墙、东墙和西厅。可惜非常残破，他只揭取了其中两幅较为完整的壁画，现藏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其中较小的一幅残画，高43厘米，宽21厘米，描绘一位正在忏悔的红衣女子（高昌城郊外景教堂壁画^{(插图 5)}）。

(插图 5)	(插图 6)

另一幅残画面积稍大，宽约70厘米，高约63厘米。这幅画的下半部表现一群手持棕榈枝的信徒簇拥着一位牧师，上半部描绘一个手持十字架的骑士像，但是只有马蹄部分被揭取下来（高昌城郊外景教废寺出土壁画^{(插图 6)}）。勒柯克起初以为，这幅画表现基督教祭司施洗礼的情景。据羽田亨考证，此画实际上描写基督教节日——圣枝节（Palm Sunday），也即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天，人们欢迎基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场景。另一位日本学者吉村大次郎还指出，此画左边较大的人物像是耶稣，右边三个小人物分别为彼得、约翰和玛利亚•抹大拉^[1]。

此外，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高昌古城东墙北端与小佛塔群之间（即高昌景教废寺附近）还收集到一些佛画残片，其中一幅绢画残片不是佛画，上面绘有手持十字杖的基督骑驴像（高昌景教堂附近出土景教绢画残片^{(插图 7)}）和一位女信徒，似乎也是描绘圣枝节^[13]。如果这个推测不误，那么它将有助于复原高昌景教堂《圣枝节》壁画上残缺的基督骑驴像。

(插图 7)

1971－1972年，陕西考古工作者对陕西乾县乾陵东南3公里处章怀太子墓进行发掘，在墓道东西两壁发现了描绘外国使者的大型壁画。唐王朝凡遇婚丧大典，都要邀请外国客使参加；藩国君主的丧葬大事，唐王朝也派使团前往凭吊。据史书记载，在唐朝皇帝谒陵时，“行事官及宗室亲五等、诸亲三等以上并客使当陪位者就位”，陪同唐朝皇帝一起谒陵^[]。章怀太子墓壁画生动再现了外国使者入朝谒陵，以及长安城外交机构鸿胪寺官员接待外国使者的喧闹场景，今称“礼宾图” ^[15]。

在章怀太子墓道东壁上绘有三位海外使者，三人分别被鉴定为靺鞨、新罗和东罗马使者。东罗马古称“拂林”，在汉文史料中，其名始见于《前凉录》^[]。据说“张轨时（255－314），西胡致金胡饼（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在《魏书》卷五和《北史》卷九十七中，拂林译作“普岚”或“伏卢尼”，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 Pelliot）认为其名来自波斯人或粟特人对罗马帝国的称谓Frōm或Fromī^[17]。罗马帝国东境在叙利亚，所以中国史籍对叙利亚来华的景教僧侣亦称拂林人。《礼宾图》壁画上的外国使者是根据国家方位安排的，西域使者画在墓道西壁，而东亚和南海诸国使者则画在墓道东壁。东罗马或叙利亚分明在西方，为什么《礼宾图》把拂林使者画在墓道东壁呢？显然，这位拂林使者是从海路来长安的，所以他和新罗、靺鞨等东方使者一起画在了墓道东壁。

(插图 8)

关于章怀太子壁画上的拂林使者，本文作者之一匈牙利罗兰大学宋妮雅（Buslig Szonja）博士最近发表了一个新的看法。她发现章怀太子墓壁画上的“拂林使者”，很可能是一位大秦国（今叙利亚）聂斯托里派的宗教代表^[18]。章怀太子墓《礼宾图》的大秦国使者服装为咖啡色，尤其是翻领特征（高昌城郊外景教废寺出土壁画^{(插图 6)}），皆与高昌景教壁画上景教徒衣冠（章怀太子墓壁画上的拂林使者^{(插图 8)}）如出一辙。

（附记:本文插图1和8为我的研究生陈晓露小姐所绘，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