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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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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华人参政
作者:冯子平
来源:国际优秀教育论文杂志
来源日期:2002-10-30
本站发布时间:2002-10-30
阅读量:42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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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马、华、印三大民族为主的国家。历史上,在甲必丹制度下,荷兰当局给予华人一定的自治权。华人甲必丹为殖民政府下级官吏,负责维持社会秩序,解决华人内部民事纠纷与较轻的刑事案件,发展华人公益事业。历代华人甲必丹为华马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作出很大贡献。马来西华人为马来西的独立做过重要贡献。二次大战日本投降后,英国于1946和1947年抛出两个旨在马来亚建立长久殖民统治的新政制方案。以华人陈贞禄为首的全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为反对英国殖民政策,保卫华人社会的政治权益,于1947年10月20日发动了战后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罢市,使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在政治上作出让步,改变全面压制华人社会的政策。1949年2月,陈贞禄等人发起的马华公会在吉隆坡正式成立,它反映了华人参政活动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变。1954年,马华公会与马来统一机构、印度国大党组成政治联盟。联盟于1955年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获得组阁的权利,马华公会成为执政党之一。1959年,沙涝越华人组织了沙捞越第一政党—人民联合党;不久,沙巴华人也成立了北婆国民党,华人社会在独立前通过政党形式开展参政活动,为华人在马来西亚1963年独立后继续参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马来西亚独立后,华人竞选国会议员,出任法官、部长、局长等职。以华人党员为基础的民政党,1969年成立,翌年就举起反对党的旗帜参加竞选,赢得槟城二十四个州议席中的十六席,从当时联盟政府手中夺下州政权,由该党的创办人林苍祐出任首席部长,连任五届,执掌州首长职达三十年。(二)  美国出现华人参政热

    华人在美国定居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华人参政时间不长。1945年,华裔邝友良当选为夏威夷议会的议员,后升任该议会议长,并当选为美国第一个华裔参议院议员。近年来,美国华人参政日趋活跃。1990年,美国出现了华人参政热潮,也是华人参政成绩显著的一年。这一年,美国总统布什又委任了二十多位华裔出任联邦要职,使得布什上任两年内被任命的华裔人数达三十六人之多,远远超过里根总统任职八年不到十名华裔被任命的数目。1990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又有十四名华裔通过角逐跻身于美国各级政府。至于通过各种渠道,在州、市一级议会和政府中担任议员及厅局以上公职的华裔人数就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到1990年底,活跃在美国政坛上的华裔人士,有国会议员、副部长、市长、副市长以及八位州议员、三位联邦法官、三位高等法院法官,和一批厅局长和市议员。在军界,还有六名华人荣任将军。

    (三)华人参政遍全球

    在美洲的苏里南,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还是荷兰殖民地时期(当时叫做荷属圭那),华裔就开始参政,已故的杨保先生曾任议院副议长。苏里南共和国1975年荷兰独立后,第一任总统是华裔陈亚先先生。苏里南历届政府阁员中,也有华裔担任重要职务,如政界知名人士李火秀曾任教育部长,张振犹先生曾任卫生部长。

    在美洲的加拿大,祖籍广东省潮州的林思齐博士,1988年出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督。

    巴西籍华裔女青年庄玉瑜,1989年11月13日正式就任巴西司法检察官,成为巴西十万华人中第一个荣任巴西高职务的华人。

    秘鲁华裔杨赫脱,原任秘鲁税务警察局副局长(上校),1990年1月1日起晋升为秘鲁第一位华裔将军(少将)。

    圭亚那共和国1970年成立后,广东客家人后裔雷蒙德.阿瑟钟,连任两届总统。雷蒙德.阿瑟钟留学英国,学成后回圭亚那任过律师和高级法院法官。

    在欧洲,法国首位华裔国会议员曾宪建,祖籍广东梅县,1940年5月16日出生于法国海外省留尼旺岛,1964年考进法国马赛艾克斯大学,攻读法律及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后回留尼旺经商,1983年当选为顶磅市市长,1989年当选连任(任期六年)。1986年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议员,1988年再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在大洋洲,巴布亚利几内亚总理朱利叶斯.陈(即陈仲民),父亲是华人,母亲是当地人,巴布亚利几内亚1975年独立后,朱利叶斯.陈任财政部长兼政府企业负责人,不久升任副总理,1980年当选为总理。

    澳洲华裔刘威廉,1990年被澳洲昆士兰州执政的国家党选为联邦参议员。他祖籍广东中山,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法律,二十二岁毕业。二十五岁的刘威廉是华人赴澳洲二百年来首位联邦参议员,也是联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参议员。澳洲还有华裔律师沈慧霞女士,1988年纽省国会选举当选为参议员,成为澳洲首位华裔女参议员。另外,还有华人邝鸿铨当选为达尔文市市长。华人李锦球当选为墨尔本市议员。

    在非洲,毛里求斯有三名华人任市长,首都路易港市长李国华博士连选任二届市长。

    二、  华人参政的缘由以及障碍

    (一)华人参政的缘由

    第一,华人是当地国籍的公民,法律给予参政权。

    华侨作为侨居地的中国侨民和已成为当地国籍公民的华人,在政治及法律地位上是完全不同的。1956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对华侨的讲话中指出:“作为华侨的就不是缅甸公民,应该有华侨的态度,侨民应该不参加缅甸的政治活动,只是侨民内部和缅甸人民来往是可以的,但不参够参加政治活动,譬如他们的政党、选举、缅甸的一切政治组织,我们都不能参加,这是应该分开的一个界限。”但是已经选择了当地国籍成为所在国公民的华人,法律给予他们享有所在国公民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参政是华人的合法权利。

    华侨原来不存在国籍问题,由于居住地有各自不同的国籍和对“外侨”的政策,才逐渐形成一个双重国籍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国籍问题又发展成为华侨问题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国籍问题的处理,不仅涉及到国家和本国国民的权益,而且牵涉到一国与别国的关系。中国第一部国籍法是前清末期1909年制订的《大清国籍条例》,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以后,北洋军阀政府1929年2月又公布重新修正的《修正国籍法》。国民党政府1929年2月又公布重新修正的《国籍法》。从清朝到民国制定的三部国籍法,基本共同点是,按照“以血统主义为重,而辅以出生地主义”的原则。对于“数世不归”的华侨,继续保留其中国国籍,即所谓“冀其后裔绵延,无论若干世系,仍属中国国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社会主义制度的新中国在国籍问题上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二是边界地区居民国籍问题。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报告中说:“华侨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反动政府始终不加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华侨处于困难的境地,并且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首先同已经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解决这个问题。”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自通过之日起施行。我国政府一贯不承认双重国籍,鼓励华侨自愿加入侨居国国籍。国籍法把这一原则从法律上肯定下来,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国籍法还具体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外国人经过申请和批准,加入或者恢复中国国籍后,都不再保留外国国籍。这样处理双重国籍问题,有利于华侨或华裔的长远利益,便于他们在侨居国长期地生活和工作,同时也有利于发展我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

    二次大战结束后,华人最集中的东南亚各国相继宣布独立,美、加、澳等国陆续废除了排华法案和对华人移民的限制,华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在这种形势下,华侨、华裔大量加入居住国的国籍成为当地公民。据有关资料统计,全世界约有华侨、华人三千万,有80%以上的华侨、华裔加入了居住国国籍;华侨人数是六百万,外籍华人是二千四百万。东南亚各国是华人最多的国家,华侨参加国籍的一般已达90%以上。据不完全统计,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6200000人(1983年),马来西亚华侨、华人4960000人(1986年),泰国华侨、华人495000人(1989年),菲律宾华侨、华人2200000人(1986年),新加坡华侨、华人1945200人,五国共有华侨、华人20255200人,如按90%的人参加当地国籍计算,外籍华人占1800多万人,保留中国国籍或未参加当地国籍的约为200多万人。由于东南亚五国华人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所以华人参政比其他地区和国家为多。

    华人成为当地公民以后,摒弃了华侨以往那种“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落地生根,效忠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第二,华人经济实力雄厚,具有参政的物质基础。

    由于华侨选择了当地国籍成为所在国公民,华侨资本变成华人资本,华人经济与当地民族经济融合,成为所在国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华人经济在所在国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在东南亚国家华人经济志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泰国华人团体估计,泰国华人纺织漂染业及成衣工业、食品加工业均占当地60%,冶金工业、机构及车辆装配工业、化学原料及加工业均占40%,电工器材及家用电器工厂、碾米、锯木、榨油、饲料、陶瓷制造工业占60%左右。泰国七大银行中,华人占五家。菲律宾的华人工业,据台湾驻菲商务机构统计,纺织成衣工业占75%,钢铁及金属制造工业占70%,木材加工业及建筑材料工业占40%,菲律宾国土有42%森林所覆盖,木材成为菲律宾的主要出口产业部门。“菲律宾木材大王”华人李清泉为首的华侨、华人企业出口的木材额占菲律宾木材交易额的80%。在马来西亚,华人控制了50%以上的财富,其国内商业几乎为华人垄断,橡胶种植的25%,锡矿生产的36%为华人经营,日杂货的生产以及银行、百货商店、旅馆、剧场等服务性行业几乎全为华人所经营。华人商业的对外贸易额占全马对外贸易额的80%。在印尼,华人经营的贸易批发及零售商共约20余万家,有五家规模较大的华资银行。木材加工业、纺织成衣业、农业种植园以及各种服务业,华资都十分活跃。①

    二次大战后,世界各国一些华人财团崛起,资金雄厚,不断扩展经营业务范围,走向世界,华人资本日趋国际化。根据1984年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拥有资金一千三百亿美元,世界上十二个富甲天下的银行家(每人拥有资产十亿美元以上)中华人占了五个。其中华人陈弼臣经营的泰国盘谷银行,已发展为东盟国家最大的金融机构,1982年资产额为1775亿泰铢,从业员工18万多人,拥有国内外分行280多家。在企业界,美国的王安电脑公司,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司,1979年的营业额达3亿多美元。在东南亚,华人总资产有500亿美元以上,华人在东南亚地区投资总数为212亿美元。在美国华人开设的公司有2万3千多家,收益达23亿美元。据1978年材料,纽约市华埠存款达108亿美元,三藩市华人存款也有六七十亿美元。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华人经济的发展壮大,为华人参政创造有利条件,是华人参政强有力的后盾和靠山。同时,华人参政也维护华人的经济权益免受侵犯。

    第三,华人各类人材辈出,具有参政的能力。

    新一代华人普遍受高等教育,其中有大批科技专家、学者、教授、政治家和企业管理技术人才。在美国现有的十二万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中,有三万多是华人,其中不少是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近年来,美国华裔科技人才辈出,科技成果卓著,引起美国和国际科技界的关注和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现有华人学者十多万人,分布在全美的八十多所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是华裔学者王佑曾,美国名牌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克菜分校校长是华裔学者田长霖;美国著名大学有三分之一的系主任由华人担任,美国机构工程协会有十二个分会主席,华人占了半数。美国电脑科研中心有上千名华人,在十九个部级主任中,华人占了十二席,美国太空研究中心有一百多名华裔科学家。

    (二)  华人参政的障碍

    第一,种族歧视和偏见。

    华人参政的主要障碍是种族歧视和偏见,由于一些国家的统治集团,从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其利益出发,尽管华人已成为当地国家的公民,但仍受到种种的歧视和不平等的待遇,在政治上不许华人组织政党或政治团体,不许担任部长以上的官职,政府机关职员华族比例有一定限制;经济上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限制、歧视和排斥;文化教育上,采取各种限制,甚至完全取消华文教育,使华人(华族)沦为“二等公民”、“二等民族”。

   &nbsp1882;年5月6日,美国总统麦阿瑟在禁止华工移民10年的排华法案上签安,这是美国历史上以种族偏见为基础的排外性联邦法律,此项法律实施后,美国长达61年中先后制定了排斥中国移民的苛刻条件达15项之多,这些带有种族歧视的法律,一直到1943年才废止。从此,华人在美国的合法地位才得以在法律上得到承认,华人才可以归化入籍美国,才能和美国人一样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才能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参与美国的政治生活。

    美国黑人领袖杰克逊在一次演说中指出:“亚裔美国人因体格上明显之分别,不少美国人仍然视之为‘毕族’,甚至经常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来看待。近年来,亚裔美国人被指控为造成美国经济萧条现象的替罪羊,陈果仁案①只是一连串在美国旧金山、休斯顿、波士顿等城市陆续发生残害亚裔美国人案中的一例”。

    美利坚民族是100多个民族的混合体。华人,包括移民美国出生的有116万人,占美国总人口0.5%,华族属少数民族,美国各阶层白人歧视少数民族,旧金山华人权益促进会每年受理的歧视案中,有80%来自华人白领阶层。美国大公司、企业、科研机构的派系斗争也使华裔在管理、决策阶层尚未有势力之前,难以扶持更多的华人同仁进入管理层

    公民权的获得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起码的前提条件。英国当局在公民问题上,对华人多方限制和刁难。

   &nbsp1946;年英国公布的马来亚联邦白皮书,确认公民权的原则:“给予那些认马来亚为其家乡的人士享受同样的公民权”。

    白皮书对公民权问题是采取出生地主义与血统主义相结合的原则。按1947年的人口统计,华人社会有63.5%出生于马来亚,并有21.3%  是在1930年或以前到达马来亚的,约有83%的华人可以自动成为马来亚联邦的公民。但白皮书在公民申请的规定方面,欲以“有相当马来文或英文知识“作为申请的基本条件之一。这就使一批不懂马来文英文成的华人得不到公民权。

   &nbsp1948;年2月1日,英国抛马来亚联合邦条件,这个条例对公民权的规定,与白皮书相比较,对非马来人的条件更苛刻。据1950年的马来亚联邦总人口为5226549人,其中马来人2579914人,华人2011072人,印度和巴基斯坦人5644454人。依据1948年公民条例而取得公民权的人数是3120000人,其中马来人2500000人,华人350000人,印度、马基斯坦、锡兰人225000人,加上申请而成为公民的人数,马来亚联合邦公民总人数是3275000人,其中马来人仍是2500000人,华人则500000人,华人占马来人的1/5,而取得公民权的华人,只占华族总人口的1/4弱,其比例之低,连印度人都不如。

   &nbsp1952;年,英国颁布了修改后的公民权条例如州籍民法令(The &nbspState; &nbspNationality; &nbspEnactments;),对华人来说,条例虽然放宽了某些限制,使取得公民权的华人人数有所增加,如1953年6月底,取得公民权的华人达1157000人。但条例中将马来亚当成马来人的马来亚的原则,强调各州的公民效忠本州苏丹的做法,关于语言、习俗等的规定,并没有改变华人在公民权问题上的不平等地位。同时,在1952年后,英国为了“保护马来人的特殊地位”,规定政府公务人员中,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比例是四比一,而在商业许可证的发放和学校奖学金等方面也规定留给马来人一定的份额。所以,即使取得了公民身份,华人也没有得到公民应有的平等政治权利。

    种族歧视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解决的问题。有的国家注意了这个问题,也强调选择当地国籍的华人同当地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与法律地位,但在实际上并不落实。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说过:“我们必须在外籍公民的华侨和印尼籍的华人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印尼籍华裔公民虽然是华族,但都是印尼公民,他们具有同样的义务和权利。对于印尼籍华人的权利和义务,我们不应该采取歧视的态度。”①但在实际生活中并非如此。例如,华裔学生考取国立大学者只能录取10%,在报考学校时要填写民族成份,印尼籍华人申请各种证件、营业准字以及护照等等都受到诸多刁难,他们的居民证有特殊标志,不准华人保留本民族文化语言,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华人轻罪重判,而印尼原住民则重罪轻判,在录用公务员或工人时,原住民优先,排斥印尼籍华人等等。印尼华裔知名人士郭建义说:“印尼政府的某些措施,仍然以种族出身为依据,对非原住民仍然有所歧视,”著名印尼籍华人律师叶添兴说:“华人从总体来说仍受歧视,我们没有享受原住民所享有的权利。”

    第二,忙于赚钱,不问政治。

    华人参政的一大障碍是不问政治,整天忙于生计,忙于赚钱。普遍认为“政治与我无关”,因而投票不踊跃,捐资助选不热心。例如,印尼的华人一般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认为参与政治活动危险。他们的生活哲学是明哲保身,在商言商,趁大好时机起赶紧赚钱存钱,有机会就到外国去旅游享受一番,认为政治不是华人应介入的范围。

    据美国俄亥州立大学李文朗教授在《美国华裔人口的行业模式》一文介绍,近年来约有35%的华人没有接受中学教育,有23%的华人仍从事粗、重、髒、工资低的工作。新移民和劳动阶层为温饱而奔波,只求生存立足,加上文化水平、语言沟通、经济能力的制肘,他们连侨社事务的参与也不多,更谈不上在居住国参政。

    第三,中国海峡两岸的政治影响。

    华人社会分成为大陆、台湾两派,看法不一,意见分歧,力量内耗,这也防碍华人参政。

   &nbsp1986;年10月,在纽约举行的各族裔移民大游行,所有参加这盛会的各国同一族的移民都组成统一的游行队伍,以显示团结的力量,唯独华人一分为三;亲大陆、亲台湾和台独分子各自独树一帜。

   &nbsp1989;年,美国亚裔团体曾通过亚裔议员,在国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在1990年的人口调查中,不应取消把亚裔各民族,包括日人、华人、菲律宾人等等,一一刊在表格上,因为人口调查若能准确掌握亚裔人口的准确资料,亚裔可依据数字向联邦政府申请一定的经费,国会通过本无疑问。但美国华人中亲台团体,欲通过与他们接近的纽约民主党众议员毕拉茲,提出修正,在亚裔的华人中另加一项“台湾人”。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此项表达政治上认同,实际上在外交上搞“一中一台”。由于中国驻美大使馆和台湾驻美“外交代表”极力反对,各做工作,取得各方支持,议案才在不接纳另加“台湾”的修正下通过。

    三、华人参政的途径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华人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显得重要,华人是一支了不起的力量。2700多万华人分布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华人比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口多得多,从大洋洲人口总和(2400万人)还多,等于4个突尼斯(667万多人),5个象牙海岸(556.8万人),35个巴林国(35万人),1650个圣马力诺共和国(2万多人),27000个梵蒂岗(1千人)……。华人发挥他们聪明才智,对所在国和世界的进步和繁荣将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华人参政,对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有好处,对所在国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好处。

    为了争取更多的华人参政,很有必要回顾华人参政的历史经验,排除障碍,通过合法的途径达到奋斗的目标。

    第一,必须克服一切不利于参政的思想认识,提高参政的自觉性。

    从侨民到公民的国籍改变,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传统观念的改变,思想上必须来个根本的转变,才能适应华人参政的新形势、新要求。

    美国休斯敦大学明湖教育学院教授、美国洲际移民和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委员姚李恕信教授认为,美国华人参政必须克服三种心态:(1)认为天高皇帝远,政治与我小市民没有什么关系,因而没有多少社会责任感;(2)华人对参政这个事情还是有点怕,认为搞政治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就要掉脑袋;(3)认为政治是个非常肮脏、非常污秽的大泥坑,正经人是不搞政治的。①

    美国第一位华裔女市长—加州蒙得利市副市长陈李婉若,1986年在一次演说中说:“要促成美国华人普遍参政,必须要有一次思想上的、内心中的革命。”“我们必须革掉把自己当外国人的心理;我们必须革掉在美国做客的心理,必须肯定自己在法律上是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应理所当然地享受美国政治上的权利,我们必须革掉怕当美国公民的心理;我们必须革掉政治不关自己事的心理;我们必须革掉不肯花时间去投票的心理,要经过这一场思想上和心理上的自我革命,才能认真地去讨论进军美国政治的严肃问题。”②

    要改变以往埋头赚钱、不问政治、任人摆布的处世哲学。现在,越来越多的华人认识到,过去那种“政治不能当饭吃,你搞你的政治,我赚我的钱”的认识和时代,已经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华人必须和其他族裔一样,积极参政,出任公职,在当地政界占有席位,才能更好地维护他们的权益、生存和发展。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提高华人社会地位最有利的武器是参政。华人参政不仅有一个正常表达他们意见的机会,是他们行使公民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逐步提高他们地位的必要途径和标志。

    要充分认识华人参政对所在国和华人都大有好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是华人,祖籍福建省的客家人,是“第四代侨生”。他三十六岁便担任了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连任总理三十年,把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港,亚洲金融中心和国际会议中心,人民年平均所得高达7900美元,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高收入国。新加坡人自豪地说:“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

    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1968年2月在竞选总统活动中,在马尼拉华文报纸上刊出《致华菲选民公开信》声明自己已是华裔,她号召华人投她的票,并表示“于总统任内,将邀请能够对国家有贡献的菲华社会贤达,积极协助政府,参与建立稳定繁荣国家之宏图”。她当选总统以后,实现竞选诺言,邀请一批菲华社会贤达参政,任命华裔君习商为工商部长,挑起经济复兴的重担。此外,菲政府的顾问、副部长、局长都有华裔任职。科拉松。阿基诺总统上台后,菲律宾调整了对华政策。第一,决定收容自中国大陆逃出的政治难民,而在此以前,一向是严防华人移民。第二,决定放宽移民法,使香港有意来菲投资的华人获得居留权,条件是汇入资金五万美元。第三,宣布放宽归化条件,吸收华人来菲投资。

    参与社会的公益事业,多作贡献。加拿大首位华人省督林思齐从这方面出力而步入政坛。他积极参与公益服务,多做奉献,近年来每年大约有上百万元的捐助。他的善行,获得社会的称赞,也引起加拿大政府的重视,任命他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督。林思齐祖籍广东省潮州,1924年生于香港,父亲是香港嘉华银行创办人林子丰。林在香港和广州读小学和中学,1947年毕业于岭南大学。翌年赴美留学,在费城大学攻读工商管理专业,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在香港从事银行业17年之后,于1967年移民加拿大温哥华,经营房地产成功。他赚大钱后,变卖主要产业,成立林氏夫妇基金会,资助文化教育艺术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服务,成为大慈善家,林思齐对《星洲日报》记者说,发了财要在有生之年及时对社会贡献,不要等垂死的时刻才写进遗嘱。

    参与助选。美国总统人事助理邝朝贤是从积极助选进入白宫的。他祖籍广东省台山县,31岁,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双亲40年前从台山移民到旧金山时,母亲是拿剃刀的,父亲开一杂货店,辛勤劳动,送他到著名的伯克莱大学读健康科学与艺术,毕业后当医生。他七岁那年就跟叔父开始参与里根竞选加州州长的活动。进入伯克莱大学后,参加了学生共和党俱乐部,1980年为布什竞选总统助选。他又断演讲,给选民打电话,上门宣传,可是布什初选输给里根,他转而全力为里根一布什竞选正副总统助选。里根当选总统后,他更积极投身政治,分别为四名国会议员和现任加州州长杜美津助选,大获全胜。他的组织和演说才能得到充分的肯定和公认。1984年,杜美津州长请他到州政治部门任职。他决定弃医从政,出任州长亚裔联络部主任。1987年,晋升为州长人事事务副首长,同时担任加州华人布什—奎尔助选团共同主席,为布什当选总统了出了大力。布什当选总统后,任命他为总统人事局助理局长帮办,掌握为总统面评、评估、推荐、招募联邦政府人才的大权。邝朝贤总结他从政的经验说:“首先,必须选择一个政党。美国政治是政党政治,不选择政党便会盲目而事倍功半,这恰恰是华人的一个通病:其次,要投进时间和精力,要有人专业从政,才能形成力量:第三,要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政治不是鬼恶的东西,它和律师、医生、工程师一样,是一种应受尊重的职业。”

    团结奋斗,维护华人合法权益,争取更多的华人参政。

    团结就是力量,据理力争,才能维护华人的合法权益。马来西亚(原马来亚联邦)战后初期,英国殖民者卷土重来,妄图把马来亚继续成为它的殖民地。1948年,它实行了紧急状态法,企业以华侨同情共产党为名,把50万华侨、华人遣返中国。当时,马华公会以福利团体的姿态,据理力争,从而挫败了英国殖民者的诡计,保护了华侨、华人的正当权益。1956年4月,马来西亚数百个华人社团针对英国当局在起草宪法过程中继续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联合召开了“全马华人注册社团争取公民权代表大会”,提出建设民主、自由、平等新国家的主张,并通过举行集会,递交请愿书,派代表团赴英请愿等形式,争取华人社会在公民权语言教育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和平等政治地位。1957年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时,其制定的《宪法》中规定,只有在当地出生者才能获得公民权。马华公司及广大华人团体对此进行坚决的斗争,终使100多万华人获得了马来亚国籍和公民权资格。

   &nbsp1987;的1月16日,美籍华人中的著名人物陈香梅、吴仙标、吴家玮、许倬云、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具聿铭等1000人联名,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西雅图、阿兰大、波士顿、达拉斯、休斯顿等十个大城市,同时发表了一项旨在争取美国华裔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的  《华裔公民关于1988年大选政治宣言》,宣言强调了华人对美国发展的贡献,同时指出华人在美国政治体系及政府决策阶层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要求“每一位总统候选人,承诺在当选之后,任命合适的华裔公民出任联邦政府内司法及行政部门的各种适应职务。要求总统候选人在第一任内至少任命三位合格的华裔公民担任下列各项职务:一,行政部门,部长助理或更高之职务;二、国家科学委员会委员、民权委员会委员及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委员;三、移民局小型商业贷款局、少数族裔企业事务局的决策阶层职位及联邦法官”。宣言最后“请求华裔公民珍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量,也请求各位候选人尊重民主政治的公平原则”。为了争取华人的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在接受美华协会的质询时说:“如果我当选总统,我将毫不犹疑地委任华人担当决定政策的重任。”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则是亲临华埠,多次接见华人领袖,也向华人保证:“我将竭力委派具有足够资历的华裔和亚裔担任行政部门决策要职,并提名这些人选出任联邦司法要职。”

    美国华人中的有识之士和重要华人团体,都把华人团结奋斗,积极参政、争取华人民权当作重要目标。纽约《中报》在一篇社论中说:“任何族裔要在美国社会求生存和发展,都要在政治上形成一股力量,才不怕被人排斥。美国华人近年来在陈果仁案的影响下,已越来越觉醒到政治参与的重要性,给了美华协会及其他华人参政毕竟还是处在初步阶段。由于华人还有祖国左、右派系政治的牵累,在地方上及全国范围内要结成广泛的联盟,拥有相当的投票实力,仍有待付出长期艰巨的努力,中间可能会有挫折,不过,只要坚持不懈,积以时日,相信华人扎根美国、参与政治、争取民权、提高华人社会地位的大目标,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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