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元明时期的新疆蒙古藏传佛教状况进行了的阐述。认为元朝时期，藏传佛教在新疆蒙古地区进一步传播发展，到了明代，藏传佛教在新疆蒙古地区开始进入兴盛阶段。文章还简要地阐述了新疆早期吐蕃和回鹘之藏传佛教，认为元朝时期新疆回鹘人信奉的藏传佛教与吐蕃佛教一脉相承
关键词：元明朝时期；藏传佛教新疆蒙古
一、元朝时期的新疆藏传佛教
新疆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13世纪初叶，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后裔，给各种宗教以平等待遇。《中华通史》说：“蒙古人的疆域后来大大的扩张，思想也随之进步，所接触到的种族与宗教，极其复杂。从元世祖开始，除了特别崇敬喇嘛教外，对其他一切不同的宗教，也都普遍尊重。所以元朝是中国继唐朝之后，一段宗教思想最自由发达的时候。”[1]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即邀请西藏地区的名僧八思巴东来，即位后，奉为帝师，命掌理全国佛教，兼领藏族地区的政教。元初佛教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刘秉忠等，或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职，对于当时佛教的护持，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元史·释老传》开篇便讲：“释老之教，行乎中国也，千数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时君之好恶。”元代佛教的兴盛是与前期各帝王的崇奉分不开的。
西域佛教在蒙古汗国及元朝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一时期，伊吾、高昌、焉耆、吉木萨尔以及天山北路已成为西域佛教信仰的主要地区。近代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多种文字书写的佛经，说明了高昌回鹘佛教不但深受汉地佛教的影响，也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西域回鹘之藏传佛教可以上溯到唐朝时期的吐蕃佛教。研究表明，“早在7世纪上半叶，佛教即对回鹘有着一定的影响”[2]。9世纪初，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灭亡后，大部分回鹘分别西迁，迁至河西、西域的回鹘人受到吐蕃的影响，初步信奉了藏传佛教。唐朝时期，吐蕃控制西域一个多世纪，西域佛教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不少吐蕃佛教的神秘色彩。特别是唐末宋初，“为了共同对抗伊斯兰教，吐蕃与高昌回鹘组成联军以援助于阗⋯ ⋯在这次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吐蕃与回鹘有了密切的接触，藏传佛教也大致就在这个时期与高昌回鹘发生了接触，为藏传佛教输入回鹘地区创造了条件。”[3]藏传佛教传播到新疆为时已久，早在8世纪中叶，吐蕃人就已进据塔里木盆地，并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在米兰古藏堡中曾发现这一时期的藏文佛经，数量相当丰富。回鹘西迁后，藏传佛教与回鹘又有了密切关系，回鹘信奉佛教，他们不但继承了原西域佛教的传统，尔后也接受了藏传佛教，考古发掘则提供了此方面的重要证据。近代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藏文佛经，德国学者葛玛丽把这批佛经的抄印时间定为11至13世纪，[4]并进一步推论：“喇嘛教有可能渗透到回鹘佛教之中。”[5]从高昌回鹘佛教的壁画来看，呈现浓厚的密宗色彩，如绘有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等，而壁画上的供养人是回鹘贵族，这和藏传佛教的崇奉观音不是没有关系的。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够在新疆回鹘人中得到传播，与西迁时一部分回鹘人投奔吐蕃并信从吐蕃佛教有关。《五代回鹘史料》称：“余众(指回鹘)西奔，归于吐蕃，吐蕃处之甘州。”[6]南宋初年的洪皓在《松漠纪闻》中记甘、凉、瓜、沙回鹘时说：“奉释氏最甚，共为一堂，塑像其中。每斋必杀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足而呜之，谓为亲敬。诵经则衣袈裟，作西竺语。”这种宗教现象显然系藏传佛教无疑。这与后来《马可波罗游记》中关于沙州佛教习俗的记载也有一些相似之处。甘、凉、瓜、沙等地与新疆高昌回鹘王国毗邻，这几个地方的回鹘人改信藏传佛教，不可能不对高昌回鹘有所影响。再者，西迁后定居于高昌的回鹘人与吐蕃的直接交往也很频繁。在这种密切的关系中，吐蕃佛教对高昌回鹘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由于藏传佛教受到了蒙古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崇，西域回鹘佛教由西域、汉传佛教转向以藏传佛教为主。元世祖忽必烈敕封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为帝师。从此以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高僧任帝师，统领西域佛教。忽必烈本人和许多皇室成员乃至当时的不少官吏、贵族也都曾师从帝师和大喇嘛，皈依藏传佛教。风气所至，元朝时期的回鹘人大多数随之成了藏传佛教信徒。
1244年，窝阔台汗次子阔端致信西藏萨迦派延请喇嘛高僧，萨迦派首领萨迦班第达亲赴凉州，阔端接受灌顶，而西藏则宣布接受蒙古的政治保护，纳入蒙古统治之下。西藏佛教和蒙古政权的结合为畏兀儿僧人的活动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蒙哥当政时期，蒙古统治者与各类宗教界人士均有广泛的接触。《多桑蒙古史》载：“鲁不鲁克留居帝庭之时，曾见蒙哥及皇族对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典礼悉皆参加。”“除蓄养珊蛮或巫师外，兼赡养此三教之教师。”“三教之徒皆努力求新入教者于蒙古人之中，尤盼皇帝之信仰。唯蒙哥谨守成吉思汗遗教，对于任何宗教，待遇同等，无所偏袒。”[7]蒙哥在哈拉和林，经常召开盛大集会，让基督教士、回教士和佛教僧人进行辩论，据说“当时受到攻击者，只有佛教”。但是，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256年蒙哥专门召开一次佛教大会，以鼓励和支持佛教。经过此次大会，蒙哥对待佛教和道教的态度明显倾向于佛教。据《新元史》记载：“蒙哥元年辛亥(1251年)夏六月，帝继位于斡难河与克鲁伦河之间⋯⋯命僧海云，掌释教事，道教士李志常掌道教事，⋯⋯ 冬，以僧那摩为国师，总领天下释教。”[8]‘铁哥⋯⋯迦叶弥儿者，⋯ ⋯父斡脱赤与叔父那摩俱学浮屠法。斡脱赤兄弟相谓云：世道扰攘，吾国将亡，东北有天子气，盍往归之，乃皆人见，太宗礼于之，定宗师那摩，以斡脱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宪宗尊那摩为国师，授玉印，总天下释教。”[9]
蒙哥汗时期，西域藏传佛教也有一定的发展。1253年11月，法国教会的教士威廉·鲁布鲁克旅游东方，到达西域伊犁西部地区海押立城(今哈萨克斯坦库拉尔附近)时，看到城内有三座庙宇，他参观了其中的两座庙宇，其一是基督教徒的礼拜堂，另一座是佛教徒的庙宇。《出使蒙古记》一书云：“在上面提到的海押立城中，有三座庙，我进入其中的两座，以便看看他们愚蠢的信仰。我进入这座庙时，看见了异教的教士们，因为在每个月的第一天，他们就把庙门打开，教士们穿上法衣、烧香、点灯并献上面包、水果等祭品。”[10]庙宇按东西方向建筑，北面筑有一座台基，如果庙宇是方形的，台基建在中央，南面有佛像。每年一月初，和尚要打开寺门，披上僧袍，献香挂灯，供奉百姓献给的面食、水果等祭品。然后是向北礼拜，合掌跪在地上磕头，把额头放在掌上。更为有趣的是，1254年4月5日，鲁布鲁克到达哈喇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见到一些畏兀儿和尚，他们到任何地方都穿上相当紧身的红色衣袍，束着腰带，左肩上披一件袈裟，绕到胸部和右背。他们都剃光了头，从剃头那天起就戒绝肉食，一二百人成群居住在一座寺庙里。从进庙那天起，他们就“默默念经，保持安静”。《出使蒙古记》又云：“异教徒按照从东到西的方向建筑他们的庙，在庙的北面，他们建筑一个凹室，它向外突出，好像教堂里唱诗班的席位一样。”“在那里⋯⋯他们放置他们的主要偶像(面朝南)—— 我自己在哈喇和林看到的一尊这样的偶像，同我们画的圣克里斯托弗(St．Christopher)的像一样的大。一位从契丹来的聂思脱里派教士告诉我说，在那个国家里，有一尊偶像是如此之大，以致在两天行程的距离以外就能够看到它。他们把其他的偶像放置在主要偶像的周围；所有这些偶像都涂以金色，极为美丽。⋯ ⋯庙的所有门户都是朝南开的。他们在庙里也有大钟，同我们的大钟一样。”“所有他们的教士都把头发和胡子剃光，他们身穿桔黄色的长袍，并且自剃光头发之时起，就严守贞洁。他们住在一起，一二百人成一个团体。”[11]当时，鲁布鲁克极力想与念经的和尚说话，都未能办到。寺庙的四周有整洁的庭院，墙垣环绕。庙门向南，和尚们在那里就座和谈话。在大门上竖立着一个长木杆，如有可能木杆要高过全城，从这根木杆子就可以知道这座建筑是一座佛庙。按照传统的风俗，和尚们死后梵烧尸体，把骨灰放进塔顶。被鲁布鲁克称之为和尚的应该是一群畏兀儿喇嘛高僧。
总之，l3世纪前期，成吉思汗为征服西藏而揭开了蒙藏关系史的序幕。他曾致信西藏萨迦派教主，请他们到蒙古来传法。元世祖忽必烈登帝位后，即尊奉萨迦班第达之侄八思巴为帝师。《元史》云：“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12]从此而终元一代，藏传佛教萨迦派占据着主要统治地位。海都叛乱时，与萨迦派对立的西藏噶举派止贡系曾于1267年同海都结盟，这一事实表明，西藏佛教止贡派也有可能传播到中亚海都的宫廷。但高昌僧侣们所崇奉的还是以八思巴为教主的藏传佛教萨迦派。由于元统治者的扶植与提倡，新疆回鹘藏传佛教在元代更达到了鼎盛，高僧辈出，显耀于元廷，其地位与西藏喇嘛高僧不相上下。他们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但对蒙古早期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新疆佛教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二、明朝时期的新疆藏传佛教
元朝灭亡之后，西域伊吾、高昌、吉木萨尔等地区佛教仍很盛行。明初，在吉木萨尔、吐鲁番、哈密等地生活的汉人、高昌回鹘人和瓦剌蒙古支系哈刺灰人均信仰佛教。当时这些地区都设有僧纲司，专门管理佛教事务。15世纪初，即永乐年间，陈诚出使西域，在吐鲁番一带，见到不少佛寺，当地居民“信佛法，僧寺居多”[13]，其中，火州尤甚，其“城方十余里，僧寺多于民居”[14]。这大概是因为这里曾是高昌回鹘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元代受藏传佛教的影响甚大。
元末明初，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仍十分兴盛。俄国学者曾在哈喇和卓遗址发现丰富的藏传佛教壁画：“教授在一间保存得很好的楼房里发现，在一块拱顶上绘着一只嘎热德鸟(蒙古人观念中的巨大神鸟)，是许多蒙古传说中的形象。鸟看起来是带翅膀的人，有鸟一样的腿和爪子，手里握着箭，身下是低垂着头的女人。另一所房子里部分壁画绘着印度崇拜的凶猛恶神玛哈嘎拉，有四只手和猪的嘴脸，端坐在被打倒的敌人尸体上，另一部分壁画画的是花，各式花纹、一些马头和残部。这些东西穿着饰有名贵宝石的衣服，同时还画有坐在莲花上的菩萨。”[15]蒙古传说中的嘎热德鸟出现在哈喇和卓的藏传佛教壁画中，这说明蒙古的藏传佛教与吐鲁番地区的藏传佛教有过频繁而充分的交流。“永乐六年(1408年)，其国番僧(指吐鲁番)清来率徒法泉等朝贡，天子欲令化导番俗，即授为灌顶慈慧园智普通国师徒七人并为吐鲁番僧纲司官，赐赉甚厚，由是其徒来者不绝。”[16]清来被封为国师，证明藏传佛教僧人地位之高；当时设有僧纲司官，证明僧徒的数目也是很可观的。永乐十二年(1414年)，陈诚出使西域在吐鲁番见到众多的佛寺，并听到各种有关佛教的传说，这些传说与当地的很多地名联系在一起，证明佛教影响的深远。
与此同时，陈诚也看到了佛教衰落的征兆：“火州，城方十余里，风物萧条，昔13人烟唯多，佛僧堂寺过半，今皆零落。”[17]而柳中的居民因有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差别，其服饰已迥然不同。1420年，沙哈鲁使臣路经哈密时，看到城中有一座宏大的清真寺，对面是一座规模很大的佛寺，寺内供有一尊大佛像，其左右有很多小佛像。在大佛前，立着一个精美绝伦的十龄童子的铜像。庙宇的墙上绘有技巧熟练的壁画和优美的彩色图。寺院门前，有两个看来准备相互扑击的魔鬼像。历代哈密蒙古忠顺王皆为藏传佛教徒。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在位期间，为报答父恩建立一座佛寺，也曾向明廷进贡佛像、铜塔、舍利。说明哈密王特别信奉藏传佛教。在高昌回鹘主要活动的吐鲁番地区，明朝沿元代做法，授予一些藏传佛教高级僧人“国师”之职。正统二年(1437年)七月“土鲁番地面国师巴剌麻答失(《明史·西域传》作‘巴刺麻儿’—— 引者)遣僧人格来贡马及方物”[18]。证明当时佛教势力还很强大。此时，藏传佛教在天山北路的瓦刺人中13趋兴盛。《新疆宗教》一书云：“贵由汗的皇后海迷失就是瓦剌人，她已是一位佛教信徒。近年发现的《释迦院碑》，用汉、蒙两种文字刻于蒙哥汗七年(1275年)，就是瓦刺部人、驸马八立托为蒙哥汗祝寿的祷文，这就确凿地说明在此之前瓦刺贵族中已有崇奉佛教的了。到元世祖时，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崇奉藏传佛教，瓦剌人中的藏传佛教也得到发展。”[19]瓦刺占有天山北路时，吐鲁番、哈密、吉木萨尔地区的佛教还十分兴盛。在此期间，瓦刺与哈密、吐鲁番地区有着频繁的交往，双方的佛教也必然有所交流。当新疆的佛教在哈密、吐鲁番地区逐渐衰落，其重心即移向瓦刺占有的天山北路。
正统二年(1437年)，明英宗“命瓦刺顺宁王脱欢使臣哈马刺失力为慈善弘化国师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 ⋯初，哈马剌失力自陈屡来朝贡，厚蒙恩赉，乞赐名分，以便往来。行在礼部以闻，故有是命，仍赐哈马刺失力僧衣一袭⋯⋯”[20]正统三年(1438年)“命瓦刺使臣兀思答阿里为都指挥佥事，僧人也克出脱里也为都纲，赐冠带僧衣物”[21]。藏传佛教僧人被委以重任，充当使臣，并受到明英宗的封赐，证明当时藏传佛教在瓦剌人当中地位是很高的。当时脱欢已取得了控制蒙古的实权，但因无法打破人们在血缘问题上的正统观念，不得不立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脱脱不花可汗充当傀儡。因此脱欢以各种方法抬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以便有朝一日夺取汗位。而这些喇嘛高僧，正是脱欢抬高自己的政治筹码和笼络人心的工具。脱欢去世后，子也先继续其父的策略。他非常希望明皇帝能把女儿嫁给他儿子，“以得婚中国夸诸酋”。同时，迫切要求朝廷给他的喇嘛高僧们提高地位。正统十一年(1446年)，“瓦刺太师也先奏：‘所遣朝贡灌顶国师喇嘛禅全精通释教，乞大赐封号，并银印金谰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画像、铃杵、铙鼓、缨络、海螺、咒施法食诸品物"，[22]“也先又别为其国师三答失礼，番僧撤灰帖木儿等奏求僧帽、僧衣、佛像、帐房、金印、银瓶、供器等项，俱不允”[23]。两次的要求，明廷都未答允。正统十一年(1446年)，也就是在也先提出给喇嘛高僧赐封的三个月后，兵部上书：“河州卫番僧伽失领真在罕东卫住坐年久，为其都指挥班麻思结奉使往瓦剌也先处约为婚姻，交结深密。今本僧来朝，意在与外夷缉探中国事情，不宜使还本土，宜发往南京锦衣卫安插居住”[24]。也先继任蒙古太师以后，曾于“土木堡之役”中俘获明英宗，瓦刺势力达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明朝廷对蒙古人中的藏传佛教，由赞助一变而为排斥，主要是出于抑制也先势力的考虑。这说明藏传佛教的势力在此期间有所发展，才会被明朝廷视为也先的一股重要辅助力量而加以排斥。因此，那种认为蒙古退居漠北以后，瓦剌蒙古中的藏传佛教已濒临绝迹的观点是与事实不符的。
1453年，也先终于袭杀了脱脱不花可汗，而自立为“大元田盛(天圣)可汗”。但也先次年即被阿剌知院击杀。随着也先的死去，瓦剌政权崩溃，东西蒙古之间兵端又起。瓦剌又退居西北一隅，并不断受到东蒙古的军事进攻。15世纪后期，出于内外形势的需要，也先死后的瓦刺不久即形成了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准噶尔的四卫拉特联盟。帕拉斯曾发现过一部旧法典的断片，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不同于1640年法典，而是卫拉特同盟结成的时代，至迟是在16世纪前半期以前编成。卫拉特旧法典中写着，同僧侣的通奸完全不受处罚；而普通人的通奸，奸夫应交出四岁马一匹给喇嘛传令吏。这里的僧侣、喇嘛，都是指藏传佛教各派喇嘛僧人。这也足以说明也先死后，即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前半期，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地区传布还是相当广泛的。在法律面前，喇嘛高僧享受着特殊的待遇。从此以后，藏传佛教格鲁派即渐次传人东西蒙古各部，新疆卫拉特蒙古藏传佛教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