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催生深圳经济特区(组图)

　　逃港死难者的坟

　　

边防铁丝网

“大逃港”催生

　　深圳经济特区

　　传奇

　　点睛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深圳宝安的一个农民说过这样一句话：“‘改革开放’这4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今年10月，62岁的学者陈秉安的长篇报告文学《大逃港》公开出版，记录了深圳30年百万人越境香港的那段历史。

　　在一些历史研究者看来，这段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做了一个深刻而令人心酸的铺垫。

　　23年还原一部血泪史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

　　1987年，深圳市罗湖区的一家港资大酒店开业，其总经理邀请深圳特区报派记者出席。这个任务落到了刚刚到报社工作的陈秉安身上。

　　台上的总经理念欢迎词时居然嚎啕大哭起来，哽咽着说：“我的父亲……20多年前，就在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他背着我，已经快到河边了，一颗子弹打来……正是为了他当年对我的期望，要活得有出息，我才把酒店开在了这个地方。”刚来深圳的陈秉安事后得知，原来这个老板是逃港过去的。

　　11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62岁的陈秉安坐在家中。当年风华正茂的记者，如今已是两鬓花白的老人。在他身旁，有几个装得满满的编织袋，里面都是这些年来的采访笔记。

　　“如果我不写下它，历史，或许将留下一页空白。”他缓缓说道，“能给那些葬身在大海高山间的穷困的偷渡者和他们的亲人以一点慰藉，是我最大的心愿。”

　　“偷渡者下水后，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市、区）、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泅渡工具。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纪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

　　“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

　　为什么要逃港？陈秉安得到的答案各式各样。

　　最主要的是因为贫穷和饥荒。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

　　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到了上世纪60年代，由于逃港者的数量越来越多，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开始实施“即捕即遣”的政策。

　　许多香港报纸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1962年5月，有3万多名逃港者聚集在香港市区附近的一座名为华山的小山上。据香港媒体的统计，平均一个逃港者，能与10名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发生联系。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在这些人中，陈秉安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的故事。

　　叶小明是1962年逃到香港的，当时只11岁。5月的一个深夜，母亲背着他加入逃港的人群，当晚深圳突降暴雨，数千名逃港者身处的山间，仅有200余人侥幸脱险，其余尽为洪水吞噬。

　　叶的母亲便是遇难者中的一个。在被洪水包围的时候，母亲先把儿子推到了树上，然后再往树上爬。有人担心树干断掉，便在这个女人的肩上蹬了一脚，她摔进了洪流中。

　　儿子含泪掩埋了母亲，然后朝香港走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他从底层做起，了数十年，如今已经是大型物业公司的老总，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

　　“我们不是总在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在采访中，叶小明流着眼泪，这样告诉陈秉安，“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的走访，亲身感受到了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随后，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中央提出了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很快，他们便迎来了邓小平。据说，在他们忐忑不安地汇报了逃港情况后，邓小平却出奇地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率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1997年香港回归后，偷渡基本绝迹。近年来，大量的香港人涌入内地反而成为一种潮流。2006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发布“香港居民在中国内地居住情况及意向”调查结果，数据表明，到内地定居的香港居民，2001年为4.1万余人，2003年为6万余人，而2005年为9.18万人，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另外还有8.02万人打算未来移居内地。

　　在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的1990年，陈秉安采访到了前来深圳参加庆典的习仲勋。当聊起那段历史时，习仲勋意味深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惟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据《中国青年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