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的武汉

1949年5月15日张轸率部凌晨起义，使武汉和平解放成为定局。当天，汉口市长晏勋甫还在动摇，“他的家眷被白崇禧逼迫送到了香港，又逼迫他当天上午去台湾。他心神不宁，顾虑重重，我们一个城工部同志把他叔叔请来和他聊天，当场给他家眷寄去1000美元，又叫他躺在床上休息，让他打电话布置工作，不知不觉把他留了下来”。

5月24日，晏勋甫把市政府所有材料和档案清册，移交给新市长吴德峰。“档案移交等于账本移交，武汉解放与别的城市不同，地下工作者和城工部做得好，几乎全部档案材料都留存下来了。”

一次酝酿已久的起义

90岁的廖文会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还记得，1949年2月，“我们从武汉到上海走得非常匆忙，东西都没带齐，钱也不多，就匆忙上了火车”。那年她刚30岁，带着1岁多的孩子，还有涂建堂的父母，到上海西藏路找了间偏僻的旧宅，改了姓，称自己为徐太太。“当时心里真的惶惶不安，对未来也不确定，是不是就这样隐姓埋名一辈子？”

与涂建堂分开时，两人没明说，可她知道，丈夫在准备起义大事，留在他身边，只会成为障碍，“两个人就那么愣愣地看着对方，生逢乱世，也说不得了”。

涂建堂当时是张轸兵团127军309师师长，再过3个月，张轸兵团的起义就会给国民党的守卫武汉计划以致命一击。

其实廖文会已经习惯了与涂建堂一起经历危险的日子。她和涂建堂都是河南唐河县人，幼年订婚，涂建堂考上北大农学院后，参加“一二·九”运动，有了抗日心，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汤恩伯在河南办的干训班，后来被派到肖县、砀山等地打游击。“那时条件特别艰苦，整天要和日本人周旋，不敢脱衣服睡觉，身上全是虱子。”廖文会曾去探望，涂建堂和她开玩笑，叫虱子“抗战虫”。

廖文会27岁时和涂建堂结婚，“去了3天才见到他，他晃晃悠悠地骑马回来，身上全是湿的，原来太困，从马上掉进水里了”。廖文会说她曾跟着涂建堂在游击区辗转，“非常危险，有次我们演戏被鬼子发现，半夜追过来，涂建堂的副手宋恒青护送着我骑马就跑，连鞋都没穿，身后子弹不断飞来，两个勤务员都被打死了”。

抗战胜利后涂建堂想出国留学，“他觉得自己不是军校出身，也不想打内战，可是没被允许，又喊他去新疆送兵，接着又去南京国防部。他既不是蒋的嫡系，又不和任何派系勾结，很快就成了闲人”。

涂建堂和张轸的女婿张尹人关系好，两人是北大同学，1948年，同样非蒋嫡系的张轸在河南任第五绥靖区司令官，涂建堂去他手下任少将高参，“其实那时候涂建堂已经准备起义了，和张尹人在一起，他们常常商量蒋的气数已尽。不过他也总担心手中没兵力，去投诚共产党怕人家不稀罕他”。

在廖文会印象中，张尹人胖，特别重视吃喝，穿得却随便。也是在1948年，他就和共产党派遣来的地下党方敬之有了联系，方敬之化名小张，在张尹人的部队里活动。张轸采取默许的态度，“张轸是忠厚长者，做事不机密，1948年，白崇禧对他说想与共产党联系，他脱口而出我那里有小张，小张于是难以再隐蔽在部队里”。后来还是涂建堂带部队把小张送出了信阳城。

白崇禧究竟是否真想和共产党联系，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涂建堂的部队调动全在他掌握中，稍一动他就会派人查问。张尹人的情况也被他追查过，后来涂建堂用张尹人只爱吃喝玩乐搪塞了过去。

关于是否守卫武汉，白崇禧有多种考虑，他很清楚守卫武汉是牺牲，想让宋希濂兵团做牺牲品，可是根本调不动。最后想让陈明仁兵团守，可是陈明仁表示，“相机撤退”的仗他不会打，只会死守或放弃。无奈之下，才用到了张轸兵团。

94岁的郭大风在抗战时是陈诚第九战区长官部机要秘书，对白崇禧很熟悉。接受本刊采访时他认为，白崇禧当时的一筹莫展，是最真实的状态反映，“他虽然心机很深，但现在和共产党作战，他几乎占不到便宜”。在他看来，桂系虽然联络紧密，可是李宗仁失于厚道，很容易被骗，白崇禧又苦于得不到各派系军队支持，“他时常在‘剿总’大发雷霆，因为连最基本的装备都拿不到”。

“抗战时陈诚和白崇禧称兄道弟，两人关系紧密，在重庆的时候，陈诚躲炸弹都是在白崇禧的官邸里，可那只是表面的友善。”郭大风说，国民党高官们彼此间的绝对不信任是历史传统，“陈诚在广西办干部培训班，不要白崇禧的一个人、一分钱”。

所以，郭大风说，“白崇禧把重点放在湖南的守卫上，武汉不得不用他并不放心的张轸。张轸的起义，使武汉几乎没经战斗就宣告和平解放”。

97岁的宋恒青当时是涂建堂的副手，现在他躺在医院病床上，对本刊回忆，“其实1949年元月，张轸的女婿张尹人就到开封和刘邓大军的邓子恢商量起义大事，邓子恢根据中央部署，说起义不要在河南，最好在武汉，配合大军南下进行比较好，还可以保护好平汉南段的铁路”。

宋恒青是湖南邵东人，抗战时徒步从家乡一直走到南岳衡山参加训练班，后来和涂建堂一起在肖县打游击。抗战结束后，他解甲归田。1949年初，被涂建堂约到了武汉，“我一见面就问他，你这生意是做到底，还是打算改换门庭？”原来，他叔叔已经与共产党搭好了关系，没想到涂建堂也在积极找关系起义，两人哈哈一笑，“到底隔墙有耳，没敢把话继续说下去”。

“当时在军队里控制很严，我只能讲三民主义里的民生主义，扯到人的生命、生存，我说，大家跟着张司令到湖北了，吃得比河南好了，不吃杂粮了，生命也有了保障，我们就是要跟住张司令，可以保证大家的父母家属都不会缺衣少粮食。”宋恒青说他那时候就是这么胡乱地做思想工作的，不过很有效果。

兵临城下，和平解放

到1949年5月，郭大风脱离陈诚的政治部已经有近4年时间，“主要还是觉得打内战没前途，当时想法很单纯，我不打内战，这样对共产党也有交待”。

一开始他在恩施开了个小的蜡筒厂，后来到了武汉，“做些投机生意”。1949年5月，郭大风收拾起自己的生意，准备去广州看看机会，“那时候武汉太人心惶惶了，谁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场大仗”。

可是毕竟当年的同事都有一定职位，想远离没那么容易。“5月初有几个李宗仁总统府的侍卫官来找我，都是当年在重庆政治部的同事。他们是奉李宗仁的命令，要把鄂东一些地方力量组织起来，准备在武汉失守后打游击。在我这里说话不避嫌疑，他们说两句计划，就感叹，说真是纸上谈兵。”而且，失败之征已经显露无疑，“我们谈到家属怎么办，这些官员眼睛顿时湿了，谁都觉得前途渺茫”。

郭大风说他和1949年2月刚上任的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的一些部下也有联系，朱鼎卿本是国民党第九补给区的司令，“刚上任还雄心勃勃，搞了八点施政纲要，他不知道是被白崇禧安排着跳火坑的”。

朱鼎卿上任的时候，还是照旧搞了庆贺仪式，可是负责接待的人连茶叶都要外借，“真是山穷水尽”，“公务人员连基本的生活费用都快没有了”。郭大风听说，当时武汉的军费需要80架飞机运来的金圆券才够用，南京政府连金圆券都来不及印刷，根本没钱发行政费用，“朱鼎卿想办法，有一次借回来5万镍币，结果每个公职人员发了5元钱，当时有钱有势的人基本上已经逃跑，街上人神色都惶惶，朱鼎卿也只能考虑撤退了”。

“5月10日，他还想动员大批绅士和他一起跑到恩施，以省主席名义在省银行宴请客人，其实当时留在武汉没走的工商业上层都是对共产党有期待的，我听说张难先等老绅士一边拿拐杖敲地一边说，你们省政府自己撤退都没车没工具，哪里还顾得上我辈？我们都老了，你们想把我们这些老骨头拖垮。我们与其去鄂西送死，不如就在武汉等死算了。”

省政府撤退的时候确实万分狼狈，5月12日，华中“剿总”已经从汉口撤退到了武昌长春观，朱鼎卿追到武昌，找白崇禧要工具撤退，白崇禧把他推给了别人。要了半天，无任何车可拨，当时公路局的汽车轮胎都已经被职工拆下了。“听说朱鼎卿脸色都变了，冲进省政府对还在那里讨论如何撤退的工作人员，说，还开什么会，赶紧撤退。”

在白崇禧部队陆续溃退时，张难先等老绅士组织起来，成立真空阶段的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张难先日记中记载，5月15日，武汉街头还比较混乱，他渡江去汉口时，一部分人逃去武昌，一部分人逃去汉口，轮渡码头几乎不能站人，幸亏一个大汉认识他，把所有人推开，他才能顺利到汉口，把维持会的1000多个袖标分发下去。

当晚，不断听到武汉的守备部队一边溃逃一边四处爆炸的声音，其实是借爆炸勒索。守备司令鲁道源带头勒索，工商协会出钱保证了江汉路没受溃军骚扰，捞不到钱的就开始炸趸船码头，张难先在日记中记载，“实属无聊之极”。他一夜数次开关电灯，看着灯亮，才有了一点安慰——电厂还没被炸毁。后来知道，武汉市工商协会又出了2000银元，保证水厂也没被炸毁，当时工商业界管这种行为叫“赎城”。

不过，即使是逃跑时刻，白崇禧也没有忘记张轸。涂建堂事后多次对廖文会回忆起义那些天充满危险的片段。5月14日，张轸被白崇禧叫去司令部，原来是白崇禧事先接到了何应钦的电报，说张轸有异图。廖文会说：“老涂反复对他说不要去，可是张轸觉得不去反而会让白崇禧更动疑心，结果他执意要去。”

张轸去后，白崇禧直接拿出电报给他看，张轸不断剖白，说自己没异心，还准备把部队中靠不住的部下全部处理掉，并一再表示自己拥护李宗仁。“也不知道白崇禧是真相信还是假相信，反正过一会儿他出去了，说安排张轸晚上一起吃河南菜，利用这空档，张轸找了‘剿总’的王参谋长。王是他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张轸直接说白崇禧要杀他，然后就此跑掉。”

宋恒青回忆，“最危险的那段是过武泰闸，当时闸上有人看守，他喊副官坐汽车通过闸上检查站，自己步行绕了一大圈才回到金口”。

当时涂建堂与张轸失去了联系，以为他已遭不测，5月15日凌晨起义，就近构筑工事，摘除国民党帽徽，“起义后，他们还立刻追击了南逃的国民党部队，俘虏了300多人，回武汉的时候，武汉市民夹道欢迎他们”。

涂建堂后任黄冈军区副司令员，1954年武汉发洪水，他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结果被省领导看中了，他后来一直在湖北省水利厅，虽然水利不是他的本行，可他特别重视学习，成为著名的水利专家”。

逃回金口的张轸不断接到白崇禧的电话，说让他再去武昌，不追究他的责任。当然张轸不会再去，下午就用解放军江汉军区的规定代号“五五五五五”通令全军，2万多人的兵团反戈一击，使武汉的和平解放成为定局。

城工队布局:“5000人 在我们手里”

87岁的陆天虹家里挂着刚解放武汉时他的一幅油画肖像，是当年在一起的战友帮他画的，画面上的他瘦削，脸色不太好，土布军装也很破旧，“当年确实就是那样子”。画画的战友后来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而陆天虹自己也成为《长江日报》的创办人之一。

外表不甚精神，可是1949年却是他最亢奋、最紧张的一年。“武汉还没解放，可是周围解放区的工作都已经做进去了。”兵临城下，各根据地有了新的工作部门——城市工作部，他当时就是天汉（天门汉川）县的城工部部长，工作重点就是“派进去，请出来”。

身边的同志利用合法身份化装进武汉，调动一切关系来发动工人、学生、上层士绅，要不就是把武汉市有影响的人物请到天汉县委来谈话，“解放初我们统计，通过各县委城工部的努力，大概有5000多个各行业的武汉市民被发动起来，为我们工作”。

“刚开始还没有经验，那些派去的同志怎么化装都不像，后来觉得，是我们自己的道具工作没做好。”原来当时解放区没那么多时髦的、昂贵的衣服，一件衣服无论大小合适与否，派进城的同志们拿起来就得穿，没有选择。

“后来我们发现了窍门。”经常有投奔解放区的人们一来就激动地脱下旗袍、西装，扔下国民身份证，二话不说就换上了土布军装，“刚开始是把脱下来的旧衣物当废物处理掉，后来发现这类服装道具不可少，我们就全部留了下来”。为了让身份证合用，专门从地下党员系统中找来了两个印刷厂的工人，他们用硬木对着钢印刻了两枚图章，一阴一阳，换上照片后，用木印合起来盖上纹路，分毫不差。

当时最主要工作就是“反拆迁，反破坏，反逃跑”，“我们把这些工作做进了军工厂，当时汉阳船舶修造厂的设备很先进，是为国民党海军修造船舶和潜艇的地方，可是武装警卫很严。我们有个工作人员叫李汉涛，他有个表哥在里面工作，是个技术很好的钳工，李汉涛就把这个表哥带到我们城工部来了，我稍做宣传，就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原来在里面工作的工人很苦，待遇也不好”。

回到工厂他已经是成熟的地下工作者，“他利用工人们喜欢坐在茶馆聊天的习惯，每天从物价飞涨开始谈起，煽动工人的情绪，一直谈到如何反对国民党的统治。也不讲大道理，就是说，要是和国民党跑了，留在武汉的家属们怎么办？结果很快，他身边就团结了30多个人，这些人后来成为我们护厂的最主要力量。要拆迁的时候，他们在国民党军官监督下，白天拆下的机器，晚上再装回去”。

当时城工部发动了很多关系，普通的大学生们也一一身负重任，出入于各上层人士之间，“这也是社会上人人找出路的心态使然，即使是国民党中坚力量，也在想自己的去留，跟国民党走吧，前途无望；跟共产党走吧，对政策又信不过。我们派出去的那些不成熟的大学生开始宣传的时候不受信任，可是当他们亮出我们给的凭据的时候，对方的态度就立刻变了，觉得找到了救生圈”。武汉市轮渡公司、消防队都是这么被说服过来的。

最难攻克的王家墩飞机场也被城工队攻克了。“说服不了飞行员，就找些和地勤人员有同乡、亲戚关系的人让他们混进去，让地勤人员去对飞行员做宣传，打内战没前途，即使不起义，现在也不能再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了。”

那些受到宣传鼓动的飞行员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丢炸弹不丢在我们的阵地上，而是扔在荒地里，给被包围的敌军投救济粮也故意不投准，投在我们的队伍里”。5月初，白崇禧下令炸机场，“可是工兵连长已经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他们按部署，在那里运炸药、埋地雷，结果第二天该引爆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挖昨天埋的地雷”。这个连长后来被国民党通缉了，“他很高兴，觉得现在去解放区也有点功劳了”。

直到解放前夕，很多人还在动摇。5月15日，汉口市市长晏勋甫还在动摇中，“他的家眷被白崇禧逼迫着送到了香港，又逼迫他当天上午去台湾。他心神不宁，顾虑重重，我们的一个城工部工作同志把他叔叔请来和他一起聊天，当场就给他家眷寄去1000美元，又叫他躺在床上休息，把电话移到床头，让他打电话布置工作，就这么不知不觉把他留了下来”。

5月24日，晏勋甫把汉口市政府所有的材料和档案清册，移交给新市长吴德峰。“档案移交等于账本移交。武汉解放与别的城市不同，地下工作者和城工部做得好，几乎全部档案材料都留存下来了。”

除了城工队的活动，地下党也变得越来越“公开”，积极迎接解放的人们很快就能找到组织，吴德安就是这样。那年，他刚刚21岁，是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的学生。“我就是爱闹的学生头，加上我们学校又在热闹的汉口，武大一直在偏僻的珞迦山，不利于在市区开展活动，结果地下党组织就找到了我，我被发展成为党员，主要任务就是带领汉口的学生们迎接解放。”

1949年初，武汉各个学校成立了“应变联合会”，“就是为了对付战争带来的各种问题，我又被选为外联部长，有了个合法公开的身份，更可以大肆活动了”。虽然尚未解放，“可是我们的活动已经很带有解放区的色彩了，唱一些中性的民歌，像‘跑马溜溜的山上’，跳秧歌，学习这些新东西，也说得过去”。

4月3日，武汉学生声援4月1日南京血案中死亡的学生，“那活动基本就公开了，我们找了一个体育系的大个子看门，他一个人能打五六个人，有几个学生特务来捣乱，都被他轻轻一拎就扔了出去。我记得我们还喊口号，一二三，三二一，坏蛋特务滚出去。当时学校里，已经全部是进步学生的天下了”。

5月15日，吴德安说他通宵没睡觉，他在三元里桥附近的一家副食品商店包了一部电话，随时随地和地下党组织联系，安排第二天迎接解放军进城。电话要求他去附近的一个地方做一些标语和传单的准备，“那天晚上夜色很黑，周围很静，只有那家医院的一个房间还亮着一点灯光，进去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学校除了我，还发展了这么多党员”。“大家轻声唱着‘你是灯塔’等革命歌曲，一个学生用红色床单做旗帜，上面用白字写着‘天亮了’几个字，看见这个标语，我们都很激动。”

5月16日一早，作为负责人的吴德安安排了一个会骑自行车的学生去郊区等解放军，“当时自治联合会的也派遣了汽车去迎接解放军部队，当时的交通被破坏得很严重，他们的汽车开到没路就不走了，可是我们派去的学生特别机灵，他抛开了自行车，翻山越岭，在一片树林里找到了解放军118师的师部，然后带着部队走进了武汉，进武汉市的时候已经是18点了”。

部队进城的时候，还不时听到周围的牲畜踩到地雷后爆炸的声音，“城工部门绘制的地雷布点图起了很大作用，解放军进城时没有受到任何地雷的伤害”。

大城市的吃饭问题

“最害怕的就是工厂停工。”进城后的陆天虹迅速换了岗位，成为武汉市政府企业单位宣传部的负责人，经常要下工厂调查。“政权在手中，按说道理什么都不难做，可是我在工厂调研时发现，我们做起农民工作有一套，管理企业的经验还是有点欠缺。”

在陆天虹的印象中，刚解放的武汉，一项首要任务就是说服资本家不要停产，“保证大家有饭吃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这项工作在武汉尚未解放时，他做城工部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已经预料到如果企业停产会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在做城工工作时，就重点稳定了几个行业的老板，像纺织企业老板，请他们到解放区来，稳定人心。有的资本家被打动了，回去在资本家中做宣传，当时大家不太相信他，他就说，你们派代表，我带你们去解放区。结果没几天，他就带着一队资本家来解放区接头。”

“那时候就利用他们的惶恐心态，向他们保证，要是工厂不停工，我们就保证他们的财产不受损失。”陆天虹还记得，不少纱厂老板临走时要求解放军给一个证明信，要求解放军攻城时要保护其财产，“这种证明我们也写，就是写明他们和我们主动联系的整个过程”。

在陆天虹印象中，即使在武汉解放期间的权力真空那几天，武汉的企业和商号也基本上没有停产过。“还是要保证老百姓有饭吃，这是个靠工商业支撑起来的特大型城市，任何一家工厂的停产，都有可能造成连锁反应。”他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位汉口的老中医，“当时被云孝县委城工部做了工作，5月15日那天，他亲笔写了几百张‘迎接解放，照常营业’的标语，把汉口的大街小巷贴满了”。

民主改革最后是以斗争帮会头子的名义进行，“我们把斗争对象主要集中在控制生产的工头、帮会头目上，积极发动了工人管理职能，最后也和资方达成了一致”。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政策，逃到香港的一部分武汉企业家才回到武汉，程子菊就是其中一位。

可是这种不停运转也并不保证一切顺利，还是有倒闭现象。当时汉口有不少高档的服装面料商店，“像著名的悦新昌就储存了大量绸缎呢绒面料，可是刚解放的时候大家都崇尚简朴，那些东西没人购买，结果月月亏损，职工的工资就是发布来替代，经理一个月5匹布”。这些商店在亏损了几个月后终于转营棉布，把积存的绸缎改染它色，或者加工处理，才没有倒闭。

还有因为过左思想而出问题的。当时汉口每条街道都有修鞋的、做小裁缝生意的，解放军进城后，这些小工匠们集中成立合作社，一个鞋匠合作社就有几百人，集中在一起工作，武汉市民们很不习惯修只鞋还要跑过很多街区才能找到合作点，而且，“修鞋也搞流水线，常常有把甲的鞋底粘在乙的鞋面上的事情”。陆天虹当时去了武汉的《大刚报》工作，见到群众来信反映这些问题，也觉得啼笑皆非。后来这种合作社才宣告解散。

“这种工商业的理顺是慢慢进行的，不过值得自豪的是，武汉没有出现一场因为失业、缺粮而引起的城市恐慌。”

原名吴一帆的吴一方，刚解放就在政府办的贸易公司做业务股股长，他接受采访时说，“当时经常去军管会汇报工作，三天两头能见到陶铸同志”。

当时的业务股主要负责粮食问题，之所以官办贸易公司，并不是政府部门想做生意，而是在武汉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想到的应急之策——必须用官办的贸易公司供应平价粮食，来对抗囤积的商人。

陶铸给这些手下的同志分析情况，很坦诚地说：“武汉和沈阳、北平、天津都不一样，那里乡下是老解放区，一经解放就有广大农村来支持，而武汉是孤立的，而且我们没有那么多干部派下乡，乡下的政权没有得到改造，120万人口的大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就靠你们这些新干部了。”

吴一方现在93岁，60年前的工作情况他还记得很清楚：“当时军管会命令商店必须开门营业，可是那些米店开着门也不卖粮食，声称无货可卖，很多有钱人家买了几个月粮食存在那里。”

吴一方本是个小学教员，他很快就成了国营贸易公司的骨干。“我们贸易公司办公就在原来的金城银行楼上，很气派。”当时贸易公司要分管华中六省的商业调拨，“我接触的都是大领导，除了陶铸，还经常见到邓子恢、李先念，当时湖北省和武汉市不属于同一系统，武汉没粮食，我去武昌找湖北省长李先念批条子，湖北省也缺粮食，李先念对我说，我给你下道行政命令，你去某某县要粮食，可是要不要得到我不敢保证”。去武昌乘的是政府专派的小划子，“当时只有重要公务才有这种划子坐”。

“当时陶铸给我们规定政策，政府的贸易公司的原则，就是掌握物资，不让农民吃亏。比如米价下降，可我们还是提价收买，农民就很相信我们。另外还在下面开设农村服务部，粮食一到就购买，与一般商行压价、收行佣金、收什么栈租的行为完全不同，农村服务部成立一周就收购了100多万斤粮食。”

吴一方还记得自己对四处奔波找粮的厌倦，“当时农民觉悟没那么高，有时候也把粮食囤起来不卖，等高价了再出售，可是城市里一天不吃都不行”。半年后，陈云在北京主持会议，叫各地分管粮食工作的同志去发表意见，“我那时候坚决赞成统购统销，非如此才能完成城市的粮食供应问题，哪里生产多少，按比例卖多少，都要规定下来”。

统购统销的执行，使刚解放的城市有了充足稳定的物资供应。

通航与武汉的生机

5月16日，长江上终于有了几艘船舶的影子，高昂的汽笛声给了武汉市民们以很大的安慰，这个江边城市的居民们已经习惯这种喧闹的市声。

那几艘船舶的出现，是武汉轮渡公司的职工们的功劳。早在5月初，他们就赶在白崇禧部队破坏之前把几艘渡船隐藏在武汉上游鲇鱼套附近。16日，解放军进城，也是渡船返回市中心的日子，他们特意鸣笛庆祝。

轮渡是恢复了，可是，整个城市的对外交通系统没那么容易恢复，长长的江岸以及一字排开的数十个码头很快成为这个城市的关注重点。在吃饭问题初步解决后，人们意识到，这个庞大而活跃的商业城市绝不可能静止，自给自足不是这个港口城市的特征。

当时担任武汉军管会副主任的陶铸1949年的总结报告中，说明了军管会当年的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武汉的对外交通。虽然“反破坏”起了作用，可是铁路、码头和船舶的破坏还是很严重，当时为了抢修平汉线铁路上被炸断的十余座桥梁就绞尽脑汁，光镊口大铁桥就用了3000名民工抢修。船只很多被凿沉，热情高涨的船厂的工人整天泡在水中抢修船只。

回忆武汉解放初期的情形，陶铸用了“很惨”一词，“交通完全被破坏，城乡关系断绝，商店虽开门而无生意”。

通航成为武汉最严重的问题，当时刚刚28岁的张林苏就被放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岗位上，尽管她以前从没接触过交通工作。“我最早是从西安的学生运动开始走上革命之路的，我父亲那时候是国民党将军，舅舅却是东北军里的共产党员，所以，西安的学生示威游行的带头学生就是我，冲张学良喊话的也是我。”那年，她才15岁。

她是从哈尔滨道里区组织部长的位置上匆匆南下的，“别的南下干部得到通知早，已经培训了一个月，我是突然得到通知的，因为丈夫刘惠农受命南下，我也陪同，准备时间就两天”。她和刘惠农是组织安排结婚的，她的丈夫和刘惠农的妻子都牺牲了，所以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3个孩子，最大的8岁，最小的2岁，全部留在哈尔滨。不能带的理由很实在，虽然是南下接管城市，可还是在战争状态。”

没带孩子，倒是带了枪，她有专门的枪证，“直到上世纪50年代管制枪支才把我的枪收走”。她是在延安抗大学会的射击，是东北解放区传闻中的“女神枪手”。不过现在88岁的她看上去慈祥得很，一点看不出曾经是东北解放区最早上任的女公安局长之一，墙上倒是挂满了她画的花卉。

“我们和当时的哈尔滨市委书记张平化坐了一辆缴获来的美军吉普出发，途中遇见的全是一波又一波的解放军部队和民运部队，浩浩荡荡在南下。”那种军民空前团结的气象，让她难以忘怀。

5月16日17点，张林苏就进了武汉。“之前就知道武汉是个大城市，我在哈尔滨待了一段时间，我们哈尔滨也是大城市，当时我就觉得我有城市工作的经验，想着大城市的工作都是类似的，一点都不紧张。而且在进武汉前，我们还在黄陂学习和讨论接管城市的经验。”

可是，进了武汉才发现，“武汉太特别了，它是交通重地，保证武汉的交通顺畅，就意味着解放区的经济稳定，不仅能保证解放大军继续南下，也意味着长江下游的一系列重要城市可以得到充足供应”。可现实是，“大一点的船只都被国民党带走了，当时招商局有95艘船只被带走，留下的大吨位船很少，从江汉路到民生路十几个码头的趸船，全部被炸沉，无一幸免”。

恢复这些还不算困难，张林苏觉得正确的政策起了作用，“刚解放，人人都有高昂的热情，加上我们定下来原职原薪的政策，交通部门的重要业务人员都稳定下来，忙着出力气”。码头的抢修和船舶的修复都在紧张进行。

更难的工作在后面，“虽说政权在手里，没什么做不到的，可是我们很快发现，旧势力不清除，码头就难以顺利生产。武汉有统计，总共有3万多名码头工人，可当时把持码头的所谓头佬（又称把头）就有600多人，他们各自有势力范围，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常常鼓动码头与码头之间、码头工人与外来劳动力之间发生斗殴”。

张林苏的第一个岗位是航政局秘书处的副处长，不久后精简机构，撤消处级单位，她去了招商局，任党支部书记、人事科长，“去了才知道这工作有多难做”。招商局有几十个码头，意味着她直接面对的把头就有数百个，他们“整天就宣传，第三次世界大战还要来，哪个工人不听话，就把谁装麻袋扔在长江里”。而且是公开反对码头改革，“说是改革就是要穷码头来分富码头的钱”。她去码头调查的时候，很多码头工人都不敢和这个解放区来的女共产党说话。“当时我们虽然已经换平民装，不再穿军服而换上了苏联式的服装，可是换来换去就两套朴素的衣服，一看就是个南下的女干部。”

当搬运工都要交份子钱，否则无法立足，非常苦，“通俗的说法是一根扁担要多少钱”。而且，上下沟通一定要通过把头，“我们手里有码头搬运工的名单，可是这些名单全部是由把头上报给我们的，里面有很多人已经死了，可还是照领工钱，许多干活的人不能用真名，有的人顶着死人的名字已经干了10多年的活”。“我想到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叫工人们按照真实姓名登记，结果布告刚贴出去，祸事就来了。一个40多岁的把头冲进我的办公室，二话不说就破口大骂，我就记得他骂我们比国民党还凶、还坏，国民党还没有搞工人登记，这不就是逼着他们这些把头没饭吃吗？”后来才知道，这个把头属于招商局10多个码头中的带头人，日本人占领武汉，国民党重新收复武汉，都没有动摇他们的地位，“当地人说，把头们一跺脚，武汉都能抖几下”。

但这个把头不知道，张林苏在黑龙江珲南县当公安局长的时候，曾让当地土匪都闻风丧胆，“都传说我是双枪老太婆的原型，说我两只手都会开枪，其实我只会用右手”。“当时我也恨不得拍桌子起来，后来还是忍住了。”其实要是硬碰硬，张林苏觉得自己一点不会比高她一个头的这个把头差，“早年在抗大，我们的军事教员是萧劲光，他一直夸我驳壳枪打得好。城市工作有城市工作的纪律”。

环境的复杂使张林苏的工作更谨慎，把头走了后，张林苏直接去找了工会，在工会支持下，把头的控制力量才慢慢削弱。

丈夫刘惠农是军管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交通接管部部长，“我们俩算是同在交通战线，可是夜夜两个人都要加班，一周见一次面算是很好的了”。张林苏很晚入睡的习惯就是刚解放的时候养成的，现在88岁了，“还是不到零点就睡不着”。

当时刘惠农兼任长江航运局局长，“他自己带着干部职工疏通长江航道，修理船舶，还把最大的民营企业民生轮船公司团结起来了，首先着力让沪汉线通航”。

武汉最早的海员招待所也是刘惠农带领人盖起来的，“他分管交通工作，对这些常年漂泊在船上的船员有感情，当时武汉的海员招待所还配有游泳池，算是当时最好的房子之一”。刘惠农1956年起担任武汉市市长，为了保证武汉市的食品供给，“他带头开垦东西湖，那时候那边基本上是沼泽地，他每天去视察，回来告诉我当地人民生活的凄惨景象，那时候当地有血吸虫病，很多孩子身体极瘦，可是大着肚子，回来一说，我们都哭了”。武汉于是也成为全国最早进行血吸虫病防治的地区。

航运工作迅速好转，沪汉线首先恢复通航，“当时上海刚解放，要是不恢复通航，大量的物资没办法运到，则人心也不会稳定”。航线通航的那天，有同事随船到上海，检查沿岸的各码头的情况，“我托他帮我在上海买根派克金笔，因为我一直爱文学，想用支好笔写文章”。张林苏现在告诉我们，那支笔用光了她当时积攒了数月的津贴。■

阅读更多更全周刊内容请微信扫描二维码下载三联中读App，注册就有红包哦！